做好群眾工作是黨的建設的傳統，也是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新要求。延安時期，我們黨以新制度和新政策的保證作用，以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作用，以英模人物模范行為的激勵作用，以建立群眾團體的組織作用，把廣大人民群眾緊密團結和凝聚起來，在政府與人民之間構建起民主平等、公正和諧的社會氛圍，政治清明、人民安居樂業。總結我們黨在延安時期群眾工作經驗，對于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關于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精神，密切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具有重要的啟示。

一、只有依靠人民群眾才能落腳、生存和發展

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和其領導的軍隊長期處于流動狀態，“沒有廣大群眾的擁護，共產黨是很難生存的”。黨中央初到陜北，何以立足，何以生存，何以發展，是其面臨的現實問題。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處境相當險惡，國民黨斷定它支撐不了多久，時人也對它不抱什么希望。但我們黨堅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眾，不僅立身了，而且發展了。其中關鍵是打破國民黨軍對西北蘇區的“圍剿”，使人民群眾看到新的希望；解決陜北“肅反”問題，理順群眾的情緒；依靠群眾解決立足、生存等直接相關的衣食問題。

“切尾巴”戰斗和直羅鎮戰役的勝利，是黨中央給陜北人民的“見面禮”和落腳西北的“奠基禮”。1935年10月下旬，在陜甘支隊剛剛進入西北蘇區之時，國民黨軍隨即尾追而來，對紅軍形成夾擊之勢。在毛澤東、彭德懷等指揮下，陜甘支隊取得了“切尾巴”戰斗的勝利，作為“見面禮”送給陜北人民。接著，紅軍在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指揮下，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奠基禮”。

黨中央給陜北“肅反”的平反，理順了群眾的情緒，廣大群眾發自內心支持共產黨和紅軍，為在陜北打開新局面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1935年10月，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就向當地干部打聽西北根據地的創始人劉志丹等人的下落，聽說劉志丹、習仲勛等大批紅二十六軍負責人在陜北“肅反”中被逮捕，其中有些人已經被當作“反革命”錯殺，這些引起了蘇區群眾的極大疑慮，以致一些地方出現投敵“反水”的嚴重情況，西北蘇區陷入嚴重的危機中。這一嚴重問題，引起黨中央、毛澤東的高度重視，立即采取措施：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釋放劉志丹等并分配工作；弄清事實，為劉志丹等同志平反。劉志丹等出獄的消息傳出后，西北蘇區的群眾奔走相告，甚至激動得涕淚橫流。由此可見“劉志丹在陜北人民中很得人心，確實是人民群眾的領袖。”陜北的父老鄉親也發自內心地支持中央紅軍，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落腳陜北創造了重要條件。

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得到當地群眾的支持，有了落腳之地和生存空間。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給地瘠人貧的西北蘇區突然增加近萬人的用度，困難是可以想象的。但西北蘇區廣大軍民與中央紅軍共克時艱，積極籌糧籌款，踴躍參軍參戰，動員民眾參加戰地勤務工作。在陜北崎嶇的山路上，形成了川流不息的運糧大軍；許多婦女放下自己的活計，為中央紅軍制作御寒被服；許多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蘇維埃干部帶頭參軍，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爭參軍的動人景象隨處可見。中央紅軍到陜北時，已近初冬，缺衣少鞋，蘇區群眾夜以繼日縫衣做鞋。據不完全統計，陜北群眾做軍鞋8 486雙，襪子553雙；延川縣在4天內趕制軍服3 000套；有的地方還組織婦女洗衣隊、縫補班，為紅軍傷病員服務。

二、領導者對人民群眾要把政治化與人性化融為一體

延安時期，黨中央、陜甘寧邊區政府既是領導者，也是管理者，如何領導，如何管理，既要設計好的制度和政策，又要了解被管理者，關心被管理者，大到大政方針，小到現實生活，要把政治化與人性化融為一體。從大政方針的設計來說，如實施“三三制”原則、減租減息政策、精兵簡政、保障人權的方針等。“三三制”的政權吸納了社會方方面面的治國精英，使其更具廣泛的代表性和組織動員能力；“精兵簡政”政策——將政權的運行成本與社會資源的提供能力達至均衡，既充分利用了邊區的社會資源使自己能夠有所作為，又使社會資源的主要提供者農民、手工業者、商人滿意，在兩者之間建立起一種互信、和諧的關系；“保障人權”的方針——黨中央不僅規定工人、農民的人權，而且規定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民享有同等的人權。把一切抗日階級、階層人民的權利，通過根本法的形式確定下來，以糾正某些干部和群眾習慣用工農民主專政的法律對待地主、資本家的錯誤看法和做法，保障一切抗日人民之人權。

從小的現實生活來說，如誰家的婆姨不生孩子，誰家的孩子沒有娶上媳婦，誰家難度年關，等等，都在黨中央和邊區政府領導人的關心之中。毛澤東在一次同農民交談時，知道了棗園附近侯家溝婆姨不生娃娃的事。他立即召見了時任延安市委書記的張漢武詢問原因，懇切地要他關注農民生兒育女的大事。他又指示中央醫院負責人派出最好的醫生和化驗員前往，查清原因，幫助醫治。在毛澤東的關注下，侯家溝一年后傳出了娃娃的聲音，村里的群眾至今還感激毛澤東的恩情。

有一年春節過后，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收到距延安不遠一個村莊農民的來信，信中寫道：親愛的林主席，我們開始了嶄新的生活。我們買了牛，買了驢，還有取暖用的燃料。農歷除夕那天，幾乎家家都有人去趕集，買羊肉包餃子，買紅紙寫春聯，買布娃娃送給孩子。春節之后，我們一定按照您的教導，搞好生產。年已花甲的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看到邊區人民過上豐衣足食的好日子，高興地說：我60多歲了，行將就木，沒有什么野心，我只希望邊區家家戶戶都有吃有穿，都能豐衣足食，就達到了我的心愿。

三、善于從人民群眾的議論中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

1941年6月，陜甘寧邊區發生“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一事，一時引起不小的轟動，也使毛澤東深感問題嚴重。為此，他沒有責怪“咒罵”他的群眾，而是千方百計接近邊區群眾，并派調查團深入邊區農村，了解群眾“咒罵”自己的真實原因。當他得知農民因“救國公糧”負擔過重有怨氣時，下決心解決了這個問題。從此，邊區人民“救國公糧”的負擔逐年減輕，由1941年的20萬石減少到1942年的16萬石，1943年18萬石，1944年16萬石，1945年12萬石。對這件事情，毛澤東多年后在黨的七大前后曾多次提及，并做了深刻反思，可見對他的感觸之深，他說：“一九四一年邊區老百姓中有人說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這就引起我的警覺，分析原因，發現是征糧太重了。”他反思到“這些事還不是毛澤東搞的？”群眾講得有道理，說明群眾對共產黨的政策有怨言，“延安人民對我們是什么態度？我說就是‘敬鬼神而遠之’。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他們覺得共產黨雖然很好，他們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們的負擔，他們就要躲避一點。”毛澤東還從中認識到黨做經濟工作的能力欠缺，說：“從一九二一年共產黨產生，到一九四二年陜甘寧邊區開高干會，我們還沒有學會搞經濟工作。沒有學會，要學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毛澤東提出我們有什么東西給邊區人民呢？“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并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為著這個，我們應該不惜風霜勞苦，夜以繼日，勤勤懇懇，切切實實地去研究人民中間的生活問題，生產問題，耕牛、農具、種子、肥料、水利、牧草、農貸、移民、開荒、改良農作法、婦女勞動、二流子勞動、按家計劃、合作社、變工隊、運輸隊、紡織業、畜牧業、鹽業等等重要問題，并幫助人民具體地而不是講空話地去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的話語，可謂言之諄諄，語重心長。幾十年后，鄧小平也提及此事，他十分佩服毛澤東對這件事的處理，深有感慨地說：“毛澤東同志就是偉大，就是同我們不同，他善于從群眾這樣的議論當中，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針和政策。”在抗戰后期的幾年中，經過邊區軍民的努力，陜甘寧邊區的各種經濟成分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就工業而論，由于公私并進，分散經營，以及采取以手工業為主的形式，使邊區的工業品基本上實現了自給。到1943年，邊區的耕地面積不斷擴大，邊區實現了糧食自給，略有盈余；以后糧食產量逐年提高，部分農戶實現了“耕三余一”，邊區大部分農戶家家有余糧，出現了豐衣足食的可喜景象。

四、做人民群眾愛戴的“群眾領袖”

領導者“處處關心群眾，愛護群眾，和群眾交朋友，以自己一切的模范去影響他們，建立在他們中的威信，逐漸成為他們所愛戴的領袖。”這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的一段文字。毛澤東當年表揚的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就是群眾愛戴的群眾領袖，也是做好群眾工作的典范。習仲勛主政陜甘寧邊區關中分區時，由于復雜的政治環境，反“摩擦”斗爭的任務相當艱巨，但習仲勛和分區的領導同志并沒有因此忽視發展生產和解決好群眾吃飯穿衣問題，時刻注意保護群眾的經濟利益。1941年關中分區發生旱災，夏糧歉收，秋作物也不能按時下種，習仲勛向群眾提出不誤農時、適時下種、多種多收、隨收隨打的口號，鼓勵群眾每人多種二畝蕎麥、一畝小麥。果然第二年夏糧取得了好的收成，進一步激發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這時，習仲勛又提出不僅要群眾富裕起來，還要幫助群眾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為此，他既重視正規學校的教育，也支持冬學等群眾性的教育活動，采取多種形式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1942年習仲勛出任綏德地委書記，面臨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他親自帶調查組到綏德沙灘坪區的郝家橋村進行蹲點調查，以便取得經驗，指導綏德分區的工作。在郝家橋村，習仲勛虛心地向劉玉厚等群眾公認的勞動英雄請教，使分區在改革農業生產措施、理順土地租賃關系、改造“二流子”、安置移民、實行變工、和睦家庭等方面取得了經驗。隨之在綏德分區范圍內開展了“村村學習郝家橋，人人學習劉玉厚”活動，推廣郝家橋的經驗，分區涌現出工人郝玉亮、佳縣閻開增、吳堡任逢華等一大批劉玉厚式的模范人物，各村組織變工隊、革新農業耕作技術、發展副業、開展勞動競賽。1943年，綏德分區的糧食生產基本解決了全區52萬人口的吃飯問題，對綏德地區發展生產、減租減息、厲行節約、渡過難關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習仲勛做群眾工作的成績，得到黨組織的肯定，西北局高干會期間黨組織對習仲勛的鑒定中寫道：“他很懂得群眾的情緒、習慣和需要。他是站在群眾觀點和群眾立場來解決群眾的問題，總是把群眾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設身處地地替他們設想，設想怎樣才是對的，尤其設想怎樣對群眾有好處，而沒有絲毫的主觀主義氣味。”毛澤東高度評贊習仲勛說：“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五、有人民群眾的支持即便有危險也有出路

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和人民都處于受壓迫的地位，正是這種環境和壓力，造就了黨與人民的魚水關系，黨與人民魚水相依，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人民的解放。同樣，沒有人民與黨同呼吸，共患難，黨的事業也難以取得勝利。毛澤東指出：“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不解決要不要民眾的問題，什么都無從談起。要民眾，雖危險也有出路；不要民眾，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團。”鄧小平說過：“我們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是幾十年的革命戰爭打出來的，是名副其實的魚水關系。”黨中央、毛澤東等轉戰陜北一年多時間，經過十多個縣、三十多個村莊，但基本上一路平安無事，完全得益于良好的群眾基礎。當有人勸毛澤東離開陜北時，他深情地說：“我們在陜北住了十幾年，都一直處在和平環境之中，現在一有戰爭就走，怎么對得起陜北的老百姓啊！”在轉戰陜北的日子里，佳縣老百姓為支援前線作戰，吃的是樹葉和樹皮，這些都吃光了，就吃觀音土。戰后很長時間里，這個縣很少看到羊和驢。毛澤東十分感動，給佳縣縣委寫下了這樣一句話：“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一面”。當年，外國友好人士到延安也很有感觸地說：“在延安聽到的最多的一個詞，就是‘人民’，中國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學習”，這些都是口號，但又包含著比口號更深的意義，代表著一種極深的感情、一種最終的信念。

據不完全統計，從1947年3月到1948年2月，邊區參加支前抬擔架的民工有198 653人，參加后勤運輸的民工有1 282 409人，參加修工事和破工事的民工有22 678人，參加押送俘虜的民工有11 204人，為解放軍帶路的群眾有11 720人，為解放軍磨面、炒干糧、做軍鞋的民工有655 000人，支持前線的牲畜有1 478 708頭，邊區婦女做軍鞋929 000雙。毛澤東離開陜北后曾滿懷深情地說：“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人民對于全國人民是有偉大貢獻的。”

六、歷史啟示

做好群眾工作是黨的歷史上的老話題，也是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新課題。延安時期黨的群眾工作與黨的發展的實踐和經驗說明：黨的宗旨、理想、信念實踐和實現的唯一評判標準，就是群眾實踐；黨性、黨員先進性評判的唯一標準，就是群眾公認；黨的領導干部要得到群眾的信任，決不是靠權力，而是要靠工作能力、工作業績和人格魅力，靠做群眾工作的方法和本領。因此，要做到深入群眾而不是脫離群眾，服務群眾而不是與群眾爭利，宣傳群眾而不是與群眾相對立，團結教育群眾而不是無原則地遷就一些落后的思想情緒，這就需要學習和掌握新形勢下做好群眾工作的方法和本領，增強群眾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第一，讓人民監督政府是延安時期黨的群眾工作的關鍵一環，因此只有實行民主的方法才能做好群眾工作。黨和政府在推進基層民主建設中，要尊重和維護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依靠群眾自身的力量做好群眾工作，組織群眾積極參與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不斷擴大群眾對政務、財務和其他重大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

第二，通過辦實事、辦好事的方法做好群眾工作。切實保障群眾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是延安時期做好群眾工作的一條基本經驗，也是一種最實際、最普遍、最有效的群眾工作方法。黨員、尤其是黨員干部要自覺地把黨的群眾工作體現在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的具體行動中，經常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到群眾需要的地方去問寒問暖，到群眾困難的地方去排憂解難，到群眾意見多的地方去理順情緒，到出現新情況新變化的地方去總結經驗，到工作推不開的地方去打開局面，讓群眾感受到實實在在、看得見的物質福利。

第三，通過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做好群眾工作。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本質上是群眾工作，是宣傳群眾、教育群眾、引導群眾、提高群眾的工作。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要從實際出發，針對不同情況耐心細致地做好工作，溝通情況，增進了解，取得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力戒簡單粗暴、強加于人。

第四，通過示范引導的方法做好群眾工作。黨員干部要以身作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通過自身的品德和言行影響群眾、示范群眾、教育群眾。黨組織要注重發現和總結先進典型，運用先進典型影響和帶動群眾，在全社會形成崇尚先進、學習先進、爭當先進的良好風氣。

中共90多年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黨的事業之所以能夠從勝利走向勝利，黨的力量之所以能夠久經考驗而不衰，是因為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緊緊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得到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國夢”，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黨同樣離不開人民，人民同樣也離不開黨。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是我們的事業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也是黨始終保持生機與活力的重要源泉。